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担任总司令职务的人通常至少指挥一个集团军。
平时，蒋系部队的将领们肯定会为了总司令的位置争得你死我活。
1938年11月底的南岳军事会议上，新成立的鲁苏游击战区面临一个难题：没人愿意出任总司令一职。
这里可是打仗的地方！
鲁苏游击战区的级别略低于1至10战区，其军事负责人被称为总司令而非司令长官。
可这终究是总司令的职位。
这位总司令的地位超越了普通集团军总司令，其实际职权远超那些兼任战区副司令和集团军总司令的将领。
那些一直追逐权力的蒋系军官，怎么一下子都成了道德模范？
事情完全不是这样！
新成立的鲁苏游击战区并非易攻之地，而是个难啃的“硬骨头”。这种情况的唯一解释就是如此。
新成立的鲁苏游击战区为何被称为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？这个地区的地形复杂，交通不便，给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挑战。游击战术的灵活性和当地民众的支持，使得敌军难以有效控制。此外，资源补给线长，后勤保障困难，进一步增加了作战的难度。这些因素综合起来，使得鲁苏游击战区成为一块难以攻克的“硬骨头”。
要明白蒋氏建立鲁苏游击战区的初衷。
徐州会战期间，游击战术的效果逐渐凸显。
徐州会战一结束，蒋介石就开始物色擅长游击战术的将领，为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做准备。
经过调查，蒋氏注意到他手下的军官大多瞧不起游击战术，觉得这种打法不够正式，根本不愿意采用。
他们虽然明白游击战的作用，却缺乏实战能力。
擅长打仗的人很少，其中几个还是红军的叛徒，像孔荷宠和杨遇春。
投蒋之后，孔荷宠和杨遇春等人迅速从边缘角色转变为核心人物，得到了新的机会和重视。
杨遇春最初担任19集团军游击副总指挥，随后被第3战区司令顾祝同调去负责游击作战指导工作。
武汉会战开始后，杨遇春原计划前往第3战区，却被薛岳中途召回。薛岳任命他为新成立的“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”副指挥，负责带领江西省的两个保安团，共3000多人，在庐山开展游击作战。
杨遇春指挥的两个保安团在庐山与日军周旋了将近六个月，他的游击战术相当有效，让日军始终无法找到突破口。
孔荷宠当时是樊松甫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属的一名游击司令，手下有4个支队。
武汉会战中，游击战术的显著成效促使蒋氏决定在冀察和鲁苏两区设立游击战区。为此，他在南岳专门开设了游击战培训班。
南岳游击战训练班为蒋系部队输送了不少游击战骨干，但这些人并未真正掌握其核心要义。
蒋氏等人承认游击战的作用，却坚持将其视为正规战的附属，而非独立的战术体系。
在武汉战役结束后，蒋介石和白崇禧等将领意识到，常规作战的重要性已下降，游击战术将主导未来的战场。这一认识促使蒋介石决定设立冀察和鲁两个游击战区。
蒋介石计划成立鲁苏游击战区，旨在达成其三大战略目的。
在鲁南和苏北地区，需要采取措施遏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，减少他们在这些地方的影响。
担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的人，必然要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产生冲突。
制造这种“摩擦”真的简单吗？
需要将鲁南和苏北的20万地方部队进行整合，统一该区域的军政管理。
这片区域里，北边有沈鸿烈管着山东还兼任保安司令，南边则是韩德勤负责江苏事务并担任第24集团军副司令。
沈鸿烈和韩德勤都是经验丰富且掌握军队的人，他们真的能轻易被整合吗？
这两人原本各自掌管一个省份，过着自在的日子，突然上面派来了一位监督者。
他们会同意吗？
需要做好与日本军队交战的准备。
游击战区指的是敌人控制区内的战斗区域。
敌后地区指的是日军控制的后方区域。这些地方敌我力量悬殊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日军围困，战斗压力远超其他战场。
这种地方，谁会想去？
鲁苏游击战区成立时，所有将领都拒绝前往。
关键时刻，于学忠主动请缨：“让我来！”
在“西安事变”结束后，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前往南京后遭到拘禁，东北军的指挥权落在了王以哲和于学忠两人手中。
王以哲遇害后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，成为军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。
抗日战争开始后，蒋介石采取分散部署东北军的做法，作为削弱其整体实力的手段。
于学忠清楚局势，却束手无策，只能看着东北军被分散到不同战场，与日军展开消耗战。这些部队既得不到应有的荣誉，也缺乏必要的支援。
第67军从华北转移到淞沪前线，在松江和苏州河一带与日军多次交锋。
淞沪会战一结束，蒋氏不仅没给伤亡惨重的67军补充兵力，反而直接解散了这支部队。更让人寒心的是，战死的军长因为尸体没找到，竟然被说成是叛徒。
再以第49军为例。
淞沪会战中，109师的四个团长里，有三个在战斗中牺牲。
在武汉战役前夕，109师刚完成人员补充，随即接到命令转隶第90军。同时，49军新增了118师和预9师作为补充。
49军实际上占了便宜，从原本只有两个师的乙种军升级为拥有三个师的甲种军。
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让东北军碰上？
这里面的门道相当复杂。
东北军的实力雄厚，资源丰富。
部队经过精简后，一个师的实际战斗力相当于某些非正规部队的一个军。
特别是像轻重机枪这样的重型武器，杂牌军根本没法比，就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差得远。
武汉会战前夕，109师被划归第90军，原因在于该师刚完成整编，使用的是49军精简时保留的装备。
胡宗南轻松拿下了109师。
118师同样没能避开这一结局。
张砚田原本在东北军当过团长，后来成了冀东保安队第二总队的头儿。他在通县带兵起义，抓住了殷汝耕。
118师刚用49军秘密储备的装备完成重组，便立刻被调往第79军。
第79军隶属于陈诚的“土木系”。
蒋氏采用这一策略，将109师调给了胡宗南，118师则交给了陈诚。
预9师由张言传指挥，他是“土木系”的核心成员。最终，东北军仅剩105师可供调遣。
这些事让于学忠不得不深思。
他脑子里其实没太多想法。
若第3、5、9战区持续开战，他手下的51军和57军将步67军和49军的后尘。
老话说得好，“申生留在国内丢了性命，重耳远走他乡却活了下来”。
既然在嫡系部队占主导的战区难以立足，不如换个地方寻找机会。
在南岳的军事讨论中，蒋介石建议在鲁苏一带设立游击战区，这为于学忠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。
当时，成立了两个主要的游击作战区域，分别是位于华北的冀察地区和苏鲁地区。
冀察游击战区的主力多为老西北军，而鲁苏游击战区则以老东北军为主。沈鸿烈便属于东北军的一员。
于学忠在东北军里地位举足轻重，经验丰富，资历深厚。他主动请缨去鲁苏游击战区，蒋介石对此表示全力支持。
蒋同意于学忠去鲁苏战区，其实另有打算。他想利用日军的力量，趁机除掉与自己不合的人。
于学忠还有一层考虑，就是尽量保存东北军实力，等抗战结束，好用它做筹码，争取让张学良重获自由。
于学忠带着51军和57军刚到鲁苏游击战区，就收到了沈鸿烈率领的东北军的挑衅。
于学忠与沈鸿烈在战争刚开始时就有过接触，当时他们俩配合得挺顺利。
两人同为东北军出身，关系密切。于学忠带兵到山东，只是从华北撤退后的临时安排，并非受沈鸿烈指挥，反而在很多方面还得依靠他。
此次于学忠重返山东，职位已高于沈鸿烈。
沈鸿烈长期在鲁中地区掌握大权，习惯了独断专行，对于于学忠的到来，他表现出了明显的抵触情绪。
沈鸿烈积极处理与八路军的冲突，而于学忠则选择与八路军合作，这一态度让沈鸿烈感到不安。于学忠抵达鲁南后，沈鸿烈开始频繁制造难题。
在“鲁东行辕事件”中，于学忠与沈鸿烈最终决裂。
沈鸿烈的尊严和权威因于学忠的举措受到极大削弱，双方的对立逐渐公开化。
于学忠很快面临了新的难题，日军的猛烈攻势接踵而至。
在于学忠抵达鲁苏游击战区前，该区域的军事力量保持着相对平衡。
于学忠带领的两支东北军加入后，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明显拉大。日军自然不会容忍于学忠在鲁苏游击战区扩大势力，因此对该地区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攻势。
1942年8月19日，于学忠的总部在山东莒县唐王山被众多日伪军围困。
面对日伪军疯狂叫嚣“抓住于学忠”的喊声，于学忠虽右臂和右腿受重伤，仍毫无惧色。他激励部下勇敢战斗，并举起一颗金丸，坚定地说：“若无法突围，我将吞金为国捐躯！”
随后，于学忠的部队在八路军协助下，顺利通过其管辖地区，成功突围。
1943年5月末，张步云带领日军在夜间突袭了鲁苏游击战区总部，战斗期间于学忠的双臂再次中弹受伤。
于学忠在鲁苏游击战区成功立足后，沈鸿烈承受的压力日益加重。
沈鸿烈试图通过雇佣杀手来除掉于学忠，以此达到让他离开的目的。
刺客扔出的手榴弹偏离了目标，仅炸中了于学忠身边的几名警卫，他本人则安然无恙。
沈鸿烈见于学忠未被成功暗杀，又生一计。他向蒋介石报告，指责于学忠在与八路军的冲突中表现不力，建议派嫡系部队进入鲁苏游击战区取代于学忠。
蒋氏对于学忠调任鲁苏游击战区的结果不满，因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。相反，于学忠的势力逐渐增强，尤其与八路军关系密切，这让蒋氏难以容忍。
蒋氏决定调整部署，将李仙洲的第92军调往鲁苏游击战区。
1943年7月，在蒋氏的不断施压下，于学忠被迫撤出鲁苏游击战区。
于学忠的部队原本应该等李仙洲的第92军到达，完成交接后再撤离。
可于学忠心里清楚，既然你一直逼我撤，那我就干脆撤给你瞧瞧。
在92军抵达前，他将阵地移交给了八路军，导致李仙洲无功而返。
汤恩伯在幕后推动了蒋氏迅速将于学忠调离鲁苏游击战区。
于学忠指挥的鲁苏游击战区紧挨着汤恩伯负责的鲁苏皖豫边区。汤恩伯始终计划着吸纳东北军，以此增强自己的队伍力量。
通过他的运作，原东北军骑2军军长何柱国最终归顺了汤恩伯。然而，汤恩伯试图拉拢于学忠的计划一直未能成功。
于学忠的部队从鲁苏游击战区撤离，汤恩伯向蒋介石建议，将于部调往阜阳进行休整和补充。
于学忠带领部队刚到阜阳，突然收到蒋介石的指令，鲁苏游击战区被取消，并入汤恩伯负责的鲁苏皖豫边区。同时，于学忠被调往重庆，担任军事研究院副院长，不再掌握军权。
东北军失去了核心领导后，完全陷入被动，任由蒋介石摆布和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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